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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響上海“四大品牌”,“降”字難關怎麼破?

摘要:對上海而言,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在“破”“立”“降”上下功夫,破除制約創新和開放的制度性短板,這對於打響“上海服務”“上海制造”“上海購物”“上海文化”四個品牌是至關重要的。其中,優化營商環境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破解“降”字難關的一大舉措。


十九大報告指出,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,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,要夯實實體經濟,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強化創新驅動,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,優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空間佈局。今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中將“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”作為主線之一,提出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,繼續抓好“三去一降一補”,大力簡政減稅減費,不斷優化營商環境,進一步激發市場主體活力,提升經濟發展質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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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上海而言,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在“破”“立”“降”上下功夫,破除制約創新和開放的制度性短板,這對於打響“上海服務”“上海制造”“上海購物”“上海文化”四個品牌是至關重要的。其中,優化營商環境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破解“降”字難關的一大舉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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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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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是治國理政、經濟工作的重要保障。改革開放40年來,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,已成為名副其實的經濟大國。但隨著人口紅利衰減、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風險累積、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等一系列內因與外因的作用,經濟發展進入“新常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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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樣一個歷史維度下,隻有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才能優化產業結構和提升經濟質量,才能真正提升國傢競爭力,真正實現經濟強國的偉大目標;隻有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才能有效地進行制度變遷和政策轉化,形成新的增長動力,努力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;隻有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才能重新定位和調整政府職能,理順體制機制,實現行政流程再造,推進並完成以市場化為導向的改革;隻有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,才能加快調整發展模式,重塑和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,搶占經濟制高點和全球話語權。正是基於此,從2015年起,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時代背景、根本目的、主攻方向和本質屬性等方面,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給予具體闡述,提出“有力、有度、有效”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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抓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三大著力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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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在“降”上下功夫,其中,就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制度性交易成本對市場經濟能否有效運作有重要影響,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和難點。所謂制度性交易成本,是指企業遵循各種法律、法規、規章、制度、政策等需要付出的成本。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必須以“放管服”為核心內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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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政放權、放管結合、優化服務,是全面深化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,一直為黨中央、國務院高度重視。“放管服” 改革也被社會各界視作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先手棋、轉變政府職能的當頭炮。“放管服”改革也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“牛鼻子”。當前,“放管服”改革已經進入“深水區”,既要打好“攻堅戰”,也要打好“持久戰”,才能以紮紮實實的改革成效為經濟社會發展凝聚起強大動力,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,著力打造良好發展環境。推進“放管服”改革,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,有幾個著力點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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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,要把著力點放在塑造良好的政商關系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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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的政商關系維護,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基礎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,我國的政商關系獲得很大的發展,新型政企關系正在形成,政府職能邊界不斷明晰,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不斷提高。相應地,企業承擔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不斷下降。但同時也出現瞭一些新問題,對企業降成本構成瞭阻力。一是“卡、要”現象仍然存在。二是“不作為”的現象比較突出。隨著反腐敗鬥爭的深入,少數政府部門和領導幹部又走上另一個極端。他們對商傢敬而遠之,該辦的事不辦,生怕被冠以“權、利輸送”之名;商傢到政府辦事時,“門好進瞭、臉好看瞭,事卻難辦瞭”。這其實是一種懶政,也是政商關系病態的一種表現。三是法規懲罰彈性大。法規中對相關違規企業的處罰彈性大。從這個角度而言,將“放管服”作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“牛鼻子”,有利於營造親、清新型政商關系,建設公平競爭市場秩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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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,要把著力點放在通暢政府權力良性運作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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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權力運作不暢,是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面臨的核心阻力。當前政府權力運作普遍較好,但也存在一些“梗阻”現象,具體表現為:第一,降成本的政策在基層落實難,上面政策和下面執行呈現“兩張皮”現象還存在。第二,權力下放基層後“接不住”或“不想接”的現象較為普遍。中央將行政審批權下放到地方以後,減少瞭中央部委的審批程序和時間,但並沒有徹底解決基層的審批效率問題,甚至在審批權力增加以後,地方的審批時間延長瞭。有受訪企業反映,以前跑一周能辦完的事,現在網上申請要一個月才能批下來。原本是提高效率的網上申報卻變成企業口中的“耽誤時間”,從而使網上辦公自動化、協同化、效率化的優勢沒有得到充分體現。第三,降成本的政策文本還缺少配套細則和具體措施。即便有許多相應的政策解讀,但對企業來說,仍然難以理解和把握,也就導致較難操作。從這個角度而言,將“放管服”作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“牛鼻子”,有利於推進行政體制改革,轉變政府職能,全面深化改革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,提高政府現代治理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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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,要把著力點放在改進和創新社會治理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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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習近平總書記要求,上海要繼續當好改革開放排頭兵、創新發展先行者,在加快建設國際經濟、金融、貿易、航運、科技創新“五個中心”的過程中,著力構築上海發展的戰略優勢。這就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,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,更好發揮政府作用,同時,還需要更多更好發揮社會力量作用,激發社會組織活力,改進和創新社會治理,努力形成全面創新發展的社會環境,激發全社會的創造活力和動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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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中央要求、結合上海實際,上海市委於2014年把“創新社會治理、加強基層建設”列為一號調研課題,2015、2016、2017年連續三年將這項工作列為市委重點推進和督查工作,每年都召開工作推進會,持續抓推進抓落實,出臺瞭《關於進一步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意見》及6個配套文件,取得瞭實實在在的成績,但與此同時,在區域化黨建、社區共治、居村自治、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、深化鎮管社區、優化社區服務等領域仍有提升空間。合抱之木、生於毫末;九層之臺、起於累土。對此,可以將“放管服”作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“牛鼻子”,練好每一個基層的“改革功夫”,全面深化改革才能不斷深入推進,群眾才會有更多更好的認同感、獲得感和幸福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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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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